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3年第6期
韩宁
（bat365官网登录入口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宗教是理解詹姆斯思想的出发点，其宗教关怀源自父亲老亨利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精神危机经历，他通过对科学万能论的驳斥，强调了人有宗教上的需求，并提出其宗教观。詹姆斯的宗教观既不是自然宗教也不是传统的宗教观，他是从现实出发来考察宗教的，是从个人宗教的意义上，从最广泛的意味上来论述宗教。
关键词:詹姆斯;宗教关怀;宗教需求;科学
威廉·詹姆斯的思想并不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的体系，其学说也分散于心理学、宗教和哲学领域，看似杂乱无章，却有着一致的目标，他的问题面向的对象始终是人，是出于对人本身的关注。詹姆斯在对人性问题的考察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其深沉的宗教关怀，而从理性上为信仰提供解释和辩护也成为其思想的出发点。因此，探究詹姆斯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厚的宗教关怀，如何为人的宗教需求做辩护以及持有何种宗教观，就成为理解其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詹姆斯的宗教关怀: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詹姆斯的宗教关怀，除了受到作为宗教学家的父亲老亨利的影响，更直接的转变来自于其1872年的精神危机。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①的确，当一个人开始反思人生，追问生命意义时，不论答案是什么，总归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所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种带有本体论意味的发问，詹姆斯在精神抑郁期间也多次想到自杀的问题。
詹姆斯的精神危机究其根源，主要有两方面的诱因。其一是长期以来在就业选择问题上与父亲的冲突和妥协中导致的自我的迷失感，以及对未来生计问题的担忧导致的精神抑郁。其二是科学与宗教相冲突而产生的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心灵上的惶恐与不安。詹姆斯后来“生活值得过吗?”的演讲中论述的，就是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们如何自处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将它看做是詹姆斯对其精神危机的一个回答和总结。
加缪说:“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并不‘值得’”，②詹姆斯说:“我对你们的忠告是:别害怕生活。相信生活是值得过的，而你们的信念将帮助你们创造这一事实。”③这儿，一个用“承认”一个用“相信”，潜台词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生活有悲苦的成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生存下来?“身体的判断和精神的判断是相等的，而身体面对毁灭畏缩不前。我们在养成思考的习惯之前业已养成生活的习惯。在这迫使我们每天都一步步向死亡靠近的奔跑中，身体相对思考而言总是保持着这不可挽回的提前量。”④身体对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想过自杀而终没有自杀的一个原因。大部分人是因为活着的习惯在驱使着生命继续，毕竟求生存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另一个选择生存的理由是找到了生活的“希望”，这也是詹姆斯为自己和世人提供的生活值得过的理由，即求助于宗教信仰。
借助于“希望”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哲学上的自杀，寄希望于上帝、企望来世与彼岸世界，这无疑是精神上的自杀，是对自我理性的抹杀。加缪认为，面对荒诞的生活，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自杀，都是对人生的逃避，都是不可取的，他宣扬的是一种“西西弗”式的悲剧人生，一种极致张扬自我的人生。这首先意味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人生悲苦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悲剧人生的先决条件，同时还需要蔑视苦难、永不屈服的精神。人正是在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它来自于抗争本身，来自于自我的坚持与张扬。人生悲苦之处也正是人生幸福之所倚。
加缪认为，荒诞是人生存在的一个必然状态，因为从根本上讲，生存永远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加上他摒弃了宗教，讲求活在当下、活在今世，抗争就成为彰显人生意义的惟一途径。而詹姆斯生长在以新教精神为其核心价值体系的美国，其父亲又是个宗教思想家，当他反思人生时，宗教很自然地会成为他的求助对象。不过詹姆斯所说的求助于宗教信仰，并不同于加缪所批判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哲学的自杀，而更像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人生态度的结合体。他虽然相信上帝的存在，却并不认同目的论，相反，他同加缪一样宣扬自由意志，倡导一种在苦难中抗争着的积极人生。他对上帝的设置是出于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是源于人类内心的需要。
詹姆斯毕竟不是一个神学家，发展和壮大宗教、证明上帝的存在，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捍卫宗教信仰只是出于对人性的关注，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宗教疾病。在讨论“生活值得过吗?”一题时，詹姆斯面向的始终都是那些和他一样有着宗教情感的人，鼓励的是那些和他一样因为宗教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悲观沮丧甚至想要自杀的人。
痛苦的根源在于科学与宗教之争，即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与人们已有的宗教情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正处在19世纪，通过进化论和我们的物理哲学，我们已经对自然有了极为公平而深刻的了解，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去崇拜任何上帝，把她看做是这些品格的一种充分表现。”①另一方面，科学又无法满足人们心灵上的所有要求。一边是摒弃了自然宗教、对传统宗教产生了怀疑;一边是现代科学的“权威”还不足以令人完全投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怀抱。人在宗教与科学的拉锯战中陷入了对生命本身的质疑，这也正是詹姆斯在精神危机时期所面临的人生难题。因此，詹姆斯才说:“悲观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疾病。在其表面形式上(你们最容易相信这种形式)，它只不过是一种宗教要求，而这种宗教要求是任何正常的宗教所无法满足的。”②
如何摆脱这种痛苦?詹姆斯认为，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自杀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和分心的罪恶，单是这种想法就会增加自身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既然科学提供的事实动摇了信仰，不如索性就摆脱所有的目的论，这样至少可以消除由自杀念头而带来的这层罪恶感。同时，生命也从神那里收回到个人手中，在生命的价值方面也找到了令人鼓舞的答案。“从此，我的我终于站起来了，我站在上帝创造的国王面前，我的生命中有了反抗的记录。这种反抗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用一种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这种反抗合适地称作尊严和违抗。……从那一时刻起，我便开始成为一个人。”③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能够靠着本能的生命力来过活的。至于生命中的悲苦和恶的方面，由于去除了善和恶的根源———上帝或者某种精神实体，它们也成为有限的存在，变成我们能够应对的事物。如果这样还是判定生活不值得过，不妨比较一下那些在极悲惨处境下仍努力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秒的人们，詹姆斯以韦尔多教派为例作为忍受痛苦的强者的典范，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种抗争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为信仰而战往往会令人产生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忍耐力，跟普通人的痛苦没有可比性。那么，就想想在集中营里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与此相比，自己所遭受的也没那么可怕了，抗争的勇气和信心也会增加。又或者想想作为人类的食物供给而被宰杀的无辜的牲畜，自己生命的延续建立在它们生命的被放弃之上，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感受着这优越于他物的荣誉感的同时，也有义务忍受生活的某些困苦。
如果个人真能够抛弃原有的宗教情感，“纯本能的好奇、好斗和荣耀”就成为生活值得过的3点理由。詹姆斯和加缪一样都不赞同自杀，虽然他也承认对于自杀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自己的提议是软弱无力的。他仍然认为:“生活是值得过的，无论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只要我们在这些生活的战斗中坚持到胜利的终点，只要我们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④若就此打住，詹姆斯的人生态度跟加缪所宣扬的“西西弗”式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个人真的能够无视自身的宗教情感吗?至少对詹姆斯个人而言，不能。他相信在“可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延伸着的看不见的世界”，虽然我们对它尚没有任何确切的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我们与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关系”。①他认为，人的内心对宗教有着某种需求，这是科学无法替代和满足的，所以他无法像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那样，能够通过舍弃宗教来解决宗教疾病。因此，对于那些和他一样仍倾心于宗教的人，可以通过发现或相信那些补充性的事实，使宗教的解读得以继续，从而解除内心的冲突。②
二、人的宗教需求:对科学万能论的驳斥
詹姆斯在捍卫宗教信仰时，首先将矛头指向了科学。“人的本性中，含有一种天生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心灵，它只承认实际可感触到的事实。”③而科学正是基于可供验证的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比起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体验不能证明的宗教信仰，它很容易就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同时，能够提供某种“不可辩驳的事实”也使科学具有一种权威性，而一旦权威被确定，科学便具有一种强制的排他的力量，而转变成一种“偶像”，这已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信仰。
事实上，科学结论虽然给我们一种客观的确实可信的感觉，但就科学研究的过程来看，它不仅受到个人的学识、兴趣、价值观以及信念的引导，也无法脱离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科学调查是暂时的，具有局限性的，我们每一时代的科学发现只是宥于我们有限的认识能力而做的尽可能接近终极真理的阐释。“在我们这一代产生了多少绝对崭新的科学概念;又产生了多少新的疑难问题，而我们以前却从未思考过这些问题;……这种有关宇宙真实的爆发性知识，这种一夜间的指示增长，会比人们在充分理解宇宙后对宇宙真实瞬间的一瞥更可信吗?不!我们的科学只是沧海一粟，而我们的无知却是茫茫大海。无论我们是否对其他事物确定无疑，但至少下面一点是确定的:我们现有的自然知识世界是被某个更大的世界所包裹着的，而对于后者的各种剩余属性，我们目前尚未获得任何肯定的观念。”④对于这个未知的“更大的世界”，科学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确定性并不比宗教信仰多一分一毫，如果就此来说，科学并不比宗教更具有权威，至少它不能够成为压制宗教信仰的一个工具。
不过，当科学被当做一种确实的事实或者一条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的规律而被推广给世人时，科学往往就只沦为某种结论或规律，而很少去探究其发现者内心的某种情感。而詹姆斯相信，“如果没有一种要求我们追求理想的逻辑和数学和谐的专横的内在要求，我们就永远不能证明这些和谐隐藏在原是自然界的所有裂缝与空隙之间。人们最初不惜血汗而孜孜追求的，并非一条在科学中确立的规律，或科学所确定的事实。”牛顿的科学研究是为了能够发现上帝创世的秘密，使自己更加接近上帝，牛顿的内在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我们不得而知，能够确定的是，当他的万有引力和力学原理作为人类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教给世人的同时，他本人的研究动机或者说内心情感并没有一并被传达出去，事实上也很难被传达。这是科学的另一个局限所在。“科学中所确立的规律和所确定的事实几乎不能满足人们的内在需要。这种需要产生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詹姆斯相信自然世界是某种比它自身更具精神性和永恒性的存在，而对这种精神性和永恒性的渴望就是人的宗教需求，这是科学无法涵盖的领域。“如此确定的科学没有任何权威，因为她只能说什么是，什么不是;而不可知论的所谓‘在没有强有力的感觉证据的情况下，你不应该相信’之说，仅仅是一种私人性的渴求某种特殊证据之欲望的表现(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有这样的表现)。”⑤
因而，没有什么权威可以阻止我们信任我们的宗教需求。“我们有权利相信，物序只是一种片面的秩序;且我们有权利用一种看不见的精神秩序来补充之，如果生活只有因此才可能使我们觉得更值得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相信这种精神秩序的存在。”⑥这里，詹姆斯说的相信，不仅是在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中要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在种种宗教派别的争斗中，也要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
科学和实证主义者会说这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只是“也许”，但在詹姆斯看来，信念能够转化为一种动力并将之用于实践，这是一种实在的力量;而“也许”代表的是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科学在处于假想阶段而未被证实时，不也只是一种“也许”?所以，“只要人代表着某种东西，只要人最终还是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我们就可以说，他的整个生命功能就不得不涉及到‘种种也许’”。①
在此，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詹姆斯之所以反复强调信仰的意志和信仰的权利，是因为他想要在一个科学的时代捍卫宗教，以减少科学对宗教的冲击，为人的宗教信仰留有地盘，他宣讲的对象主要是那些面对科学的事实而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动摇或已经放弃的人们，那些因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而遭受痛苦的人们，而非那些完全没有宗教情感的人。其二，詹姆斯指出科学的不足之处，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否定了科学本身，他接受到的科学上的训练使他不能抛弃科学的立场。事实上，詹姆斯对科学的批评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容易使人陷入物质主义而忽视人的精神需求这个视角来说的，除此之外，他很乐意接受科学，毕竟他还是个心理学家。只是在科学的运用上，他特别强调多元论，即考虑同一个问题通常不止有一种解决方法，以避免科学的滥用。
宗教在科学时代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詹姆斯并没有做太多的直接论述，但从总体上来把握其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詹姆斯强烈的宗教关怀渗透其中，尤其是他后期的哲学研究。可以这样说，詹姆斯的哲学研究背后隐含的正是“宗教在科学时代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去阅读詹姆斯的哲学著作，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哲学思想的内涵，也能够更好地把握詹姆斯的哲学思想。
詹姆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指出科学的不足之处，一方面他提出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真理观，认为不存在一种普遍的适合所有人的真理，指出科学发现也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通过多元的宇宙观和自由意志论，瓦解科学的权威性，使宗教和科学都成为个人凭借自身的喜好和心性可以任意选择的东西。其二是加大宗教信仰的砝码，一方面通过将心理学引入宗教，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的感情和宗教的冲动，试图建立一种宗教科学以弥补宗教的非理性;另一方面他提出一种既能容纳科学的事实又能尊重个人对宗教的内在需求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能够维护信仰合法性的气质哲学，并试图建立能够消除二元对立的彻底经验主义，为实用主义哲学扫清障碍，同时也使个人神秘的宗教经验得以解释。
三、詹姆斯的宗教观:对传统宗教观的反叛
首先，詹姆斯的宗教观既不是自然宗教也不是传统的宗教观，他的宗教观念源于对人性的考察，着眼的是生命本身，因而在他这里，信仰宗教的目的不是为了来世的救赎，而是为现世的过活提供一种可以支撑的基础。
他说:“不朽生命的整个主题首先根植于个人情感。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对不朽所抱的个人情感向来就不是十分热烈，而且，在我内心所忧虑的问题中，这个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②比起如何才能实现我们想象中的不朽这样的“较高的和较具超验性的问题”，詹姆斯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实现“不朽”的民主，即我们在追求自身的不朽的同时也要认可别的生命也有追求不朽的权利，也有实现不朽的可能性。别的生命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物种，因为进化论给了詹姆斯这样的启示，既然物种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创造的，而是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也是众多物种之一，既然一部分人可以追求并想要实现不朽，为什么其他人不可以，为什么其他物种不可以?那种以为惟有自己才是上帝拣选的，才能获得救赎的个人优越感，只是一种盲目自大的表现，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他人甚至上帝的揣测，看不到其他生命的内在意义，不明白意义是对他人而言，而非对我们而言的。
詹姆斯认为，“在上帝眼里，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差异和与众不同———我们感觉到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我们共同的在苦难与不懈努力中形成的动物性忍耐本质”。③这种“动物性忍耐”的本质，实质上是生命本质的东西，是对生存的渴望与忍耐，忍耐的动力来自对不可见世界的期望。因而，“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勇敢而耐心地对待生活才是善始善终并能在一个看不见的精神世界里结出果实，那么，最不利的生活也可能是很值得一过的”。④
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这就要求个人的自由意志是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意志为界限的，詹姆斯希望每一个自由意志都能得以实践，每个人都有使用自由意志的权利。因此詹姆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他人生命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一切宽容———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宽容之基础所在”。①而如果我们懂得宽容，懂得尊重，也就拥有了广泛的同情心，这样人就会把自己退回到生命本质的状态———这也是所有生命物种所共有的特性———努力地过活，这也才是个人的救赎之路。
在此，詹姆斯一方面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体性，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我们自己的差异和与众不同并不能令自己得救，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自由意志论强调的是每个人的意志都应该得到尊重，其中包括有个人偏好、有个性或者有理想的人，也包括那些只知要勤勤恳恳过活的人。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实现不朽的可能，那么我们看重的当然是两类人所共有的部分，即求生的本能。这也并不意味着在获得拯救的过程中一定要牺牲个性、喜好这些个人的品质，而只是詹姆斯藉上帝之口对他所倡导的生活态度的再一次重申。当个人太多地关注自己，往往会陷入内省式的沉思，太多的思考太少的行动，容易使自己陷入悲观主义的情绪而对自己的人生不利，或者当个人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与众不同，也容易令自己盲目自大，对他人的自由意志造成妨碍。
詹姆斯宣扬的是一种实践的人生观，一种与苦难作抗争的人生，在这样的人生里，人是完完全全的主角，虽然他也给上帝留了位置，但这是出于人的宗教需求的考量。他也从来不试图要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说我们相信一个不可见的世界的存在，或者我们有权利相信物序只是一种片面的秩序，这都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虽然，詹姆斯说过生活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我们与看不见的世界的关系，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詹姆斯没有立即回答，不过鉴于他的自由意志论和多元的宇宙观，这种关系肯定不是传统宗教里的创世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生活的意义不是源自外部的赋予，而是来自于个人努力而耐心的创造。“我们可以说，生活是值得一过的，因为从道德的观点来看，生活是由我们创造的;而且，从这一观点来看，只要我们离不开生活，我们就必定能成功地创造我们的生活。”②可见，在詹姆斯这里，上帝只是一个摆设，宗教是人的宗教，而非神的。③
其次，詹姆斯是从个人宗教的意义上来谈论宗教的。我们可以广义地将宗教领域分为制度宗教和个人宗教，前者关注的是神，其本质要素包括“崇拜和献祭，感动神性的程序，神学、典仪和教会组织”;后者围绕的是人，关注的中心是“人自己的内心倾向，他的良心，他的功过，他的无助，他的不全备。虽然上帝的宠眷———无论失还是得———仍是宗教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且，神学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个人宗教所激发的行为不是仪式的行为，而是个人的行为。个人独自料理宗教事务，而教会组织，包括它的牧师、圣礼，以及其他媒介，统统降到次要地位。宗教关系直接由心到心，由灵魂到灵魂，直接发生在人与上帝之间”。④
詹姆斯所研究的正是个人宗教。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制度宗教很容易沦为教会中心论，而神学又会把宗教变成一种赢得神宠的技术，所以，詹姆斯认为相比这些外部的宗教形式，个人的宗教体验更直接也更根本。尽管“教会一经建立，便间接地依存于传统。可是无论哪个教会，其创立者的力量最初都来源于他们个人与神的直接感通。”⑤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个人的宗教经验，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是詹姆斯宗教研究的独特性。
1898年詹姆斯在做英格索尔讲座(TheIn-gersollLecture)时，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对教会机构作了批判，他指责那些占据社会机构领导地位的人，“常常由于他们采取了那种技术性的方式和狭隘的方式而损害他们受命监护的那种精神目的，那种技术性的方式很快成为了他们似乎能够借以看到这种精神目的的惟一方式，而那种狭隘的方式又是他们能够借以履行其职的惟一方式”。⑥技术性的方式指的是制度宗教里所关注的宗教形式，狭隘的方式是指教会组织的独断专行，因为正式的组织赋予了他们某种权威性，让他们有了自己拥有某种评判他人宗教行为的权利的错觉，比如“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教会把它们自己看做是这种需要的公开监护者，但结果是，某些教会实际上是假装以它们的习惯性圣礼来给予个人这种满足，或拒绝他们的这种满足———至少它们以这种满足可能成为一种欲望对象为由，来拒绝人们的这种满足”。①
对于像“不朽”这样的关于宗教的各种精神需求的问题，一个情感真挚的信教者可能比一个满嘴宗教典仪的教会官员更具发言权，“任何人只有更多地浸润于这种神秘的情感，才能把握这一主题”。教会能够把教规、教义以及经典典籍传达给信徒，却不能把宗教体验也一并塞给他们，因为宗教体验只能依靠个人的亲身经历，而对于宗教信仰的确定来说，还有什么比个人的体验更真实更可靠呢?所以詹姆斯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比宗教形式更为根本，“无论如何，官方不应当越俎代庖，去担当精神召唤者的角色”。②艾伦在《詹姆斯传》里提及詹姆斯一生很少去教堂，也没有阅读《圣经》习惯，这与他的个人宗教观是一致的。宗教行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对詹姆斯来说，祈祷、做礼拜或者阅读《圣经》不是他的方式，捍卫活生生的宗教体验，使人们坚信自己所深信的东西，就像他在专门的吉福德演讲和其他的一些演讲中所做的那样，这才是他的宗教行为。
再次，詹姆斯是从最广泛的意味上来论述宗教的。由于他是从现世出发、出于人的需求来阐释宗教，因而信仰何种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信仰能否转化成为个人在现实生活的一种动力或力量。詹姆斯说:“我们的信仰能力在根本上不是让我们去划分正统教徒与异教徒，这些能力是给予我们好好去生活的能力。而且，信任我们的宗教要求首先意味着按照这些要求去生活，并以这些要求所揭示的仿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真实存在的心态去行动。人们能够借助一种没有任何单一教条或界定的信念而生而死，这是一个人性的事实。”③
詹姆斯反对树立权威，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因为一旦“权威”被树立就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就成为一个可以攻击、压制甚至消灭异己的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世界是多元的，看问题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因而个人的意志应该得到尊重，个人的宗教需求也应得到尊重，不论是哪一种的宗教需求。同样，詹姆斯也不强迫每个人都要有宗教信仰，虽然他认为人应该有宗教上的情感需求。詹姆斯主张的是一种民主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与美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也是一致的。
四、结语
詹姆斯不是宗教学家，对制度宗教也没有兴趣，他对宗教信仰的维护是出于对人性的关注。因为宗教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与容易使人陷入悲观境地的唯物主义相比，宗教上的设定是一种能够给人以希望的世界观，符合人性中积极的倾向。正如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是为了向人们宣讲“大地的意义”，詹姆斯在人的生活中保留上帝的设定，同样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
詹姆斯提出一种民主的宗教观，这不仅体现在他认为每个人的信仰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论他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更体现在他希望实现“不朽”的民主，即如果不朽是可能的，那么天地间的每个物种每个生命个体都有权利得到救赎，有权利实现不朽，而不应是整个人类或某些人享有的特权。前者能够使个人的信仰得到最大数量的保留，使宗教得到最大范围的推广。后者教人懂得尊重，倡导一种能够忍受苦难、迎接挑战的积极人生态度，这也是宗教能够给个体生命所带来的最实在的用处。当然，这两点都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关于前者，早在1791年美国颁布的“人权法案”里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某一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至于后者所隐含的众生平等的观点也一直是佛教所倡导的，不同的是詹姆斯是基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得出这一结论。
詹姆斯认为，考虑一个问题通常不止一种方法，科学与宗教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视角，是对世界的一种猜测、假设，因而不存在哪一个更真、哪一个更有权威的问题。
科学的飞速发展看起来削弱了上帝的存在，但宇宙中仍有太多的问题科学无法作答，而只要存在未知之处，就为宗教的存在留有了余地，或许正如1951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所言“上帝几乎停立在科学所打开的一切大门之后”，也未可知。
(责任编辑廖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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