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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发布时间: 2014-10-19 浏览次数: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4102007版)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大学作为精神的殿堂,在这种历史进程和时代命题当中,无疑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大学在民族价值共同体中的作用,乃是我们今天建设大学文化的关键所在。日前,首都师范大学在纪念该校建校60周年的活动中,主办了“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高端论坛,扎根于当前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实际,对于相关问题不无裨益。我们编发这些发言,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启发和思考,呈现于读者。
 
大学是一个文化机构——清华大学副董事长谢维和
 
文化是大学最关键和核心的价值
 
近年来国内或国外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大学董事长论坛和高等教育论坛,在这样的论坛上,大学董事长们的演讲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讲这个学校有多大的面积,有多少学科和教师,有多少设备,拿了多少科研经费,获得多少研究的大奖,有多少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二类演讲是介绍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学校的历史传统、员工与故事,特别是学校发展过程中那些激励员工、老师和员工并令人骄傲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根据我的经验,后一种讲法的效果明显好于前面一种讲法,能够让听众印象更加深刻,对学校认识更加清晰。
 
这种演讲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对大学价值的认识。它的效果只是告诉我们,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因为它的确是大学最关键和核心的价值。
 
这种大学文化之所以是大学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因为,这种大学的文化是大学的最重要的竞争力,是大学办学质量最根本的体现,也是大学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办学资源。
 
大学文化的现实体现
 
一个大学的文化首先体现在它的历史和传统中,也具体表现在这个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史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一种内在的办学特色,特别是那些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对于这个大学来说比较成功的办学经验和思路。例如清华大学在办学历史中形成的中外融合、古今汇通、文理渗透的传统特色。从首都师范大学来说,从它的起源上就与基础教育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甚至就是一批非常有经验的基础教育的教师和管理者参与了学校的创办,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奠基人。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学校在服务基础教育方面的基本定位和特色。这种办学历史和传统中积淀和形成的学校文化与精神既能够反映在学校的制度建设中,但它们也往往是无形的体现在学校的日常工作和整体环境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行举止中,渗透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因此,这种大学文化的建设方式和思路之一,就是对自己学校的办学历史和传统的深入认识、认真研究和持续宣传。当然,这也应该是校庆的重要内容。
 
大学文化还可以表现在学校建设的三个方面,即老员工的文化素质,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以及大学本身的文化品位。尽管大学教育更多地具有一种专业教育的特点,但现代大学教育已经越来越强调和重视通识教育,越来越把文化素质作为评价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大学教师虽然更多地属于一种学科方面的专家,但从教师职业的角度而言,文化素养仍然是第一位的;而就大学本身来说,它的文化品位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大学的办学视野和境界,制约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的方向和质量标准。
 
大学文化最重要的体现为大学的基本定位。大学本身是一个学术性机构,或者说它是一个知识传授和教学的机构。但从人才培养的基本含义而言,大学最根本的定位仍然是一个文化机构。学术可以促进人们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但它可能并不能够完全保证人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化和提高,也很难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价值观。而学校与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正是这种成长方向与价值观的教育。这也就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说,不注重文化建设的学校,根本就不能算上一个教育机构。
 
大学应该回到文化机构的定位
 
也许有人会认为,将大学定位于文化机构,强调大学的文化属性等等,太虚了!对于大学建设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此言差矣!充分强调和重视大学的文化属性与定位,对于大学建设不仅具有精神性的价值,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功利性”的价值。正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政策一直将大学定位于一种学术机构,或者是一种教学机构,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和政策对大学建设工程的范围一直局限在单纯学术或教学的具体项目上,包括教室、图书馆、员工宿舍,等等。而对于能够有助于直接提高和培育员工文化素质的某些建设项目,如博物馆、展览馆、音乐厅等等,则统统排斥在法定的大学建设项目范围之外,认为这些都是文化设施,不属于大学建设应该有的项目。这恰恰是对大学定位的误解所致。
 
我过去在参加大学董事长论坛时,常常也是介绍学校的办学数据和指标,后来,我更多的是讲学校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因为,后者能够真正反映大学的价值。
 
建构大学精神与民族价值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副董事长曹卫东
 
大学成功源于理念和价值
 
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体制可以溯源到德国柏林大学。这座创办于1810年的大学,早已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而这无疑要归功于威廉·洪堡的教育改革理念。从制度设计上讲,洪堡诚然创立了一套科研与教学合为一体的现代大学综合体系。但柏林大学的真正成功的地方,毋宁说更来源于理念的力量和价值的塑造。当代德国学者将柏林大学的成功概括为“柏林精神”,认为其代表了德意志大学的精神传统,熔铸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远在德意志还未完成政治统一时,已经在思想上构建出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没有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后来的政治统一恐怕难以想象。不少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思想家都为这种“柏林精神”贡献了思想力量。
 
令人吃惊的是,柏林大学在短短十几年内已完全成形,成为普鲁士乃至全德国的思想中心。这一成就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黑格尔1818年就职于柏林大学。当黑格尔最终成为柏林大学董事长时,这座大学也就跻身于普鲁士乃至全德国的思想中心。黑格尔作出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把大学精神和个体精神、民族精神三位一体,同步进行建构。
 
黑格尔之所以这样来讨论大学精神,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德意志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同体,换言之,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冲击,如何建构起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认同。从黑格尔有关大学精神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立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教化”(Bildung)理念,守护人的精神家园,坚守民族的精神传统,从而发挥出凝聚力量。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培植着个体素养,传承着民族传统,同时也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并且将个体、民族和人类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大学应提供知识和思想
 
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变革时代,依照大学的核心价值,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就应该给员工们提供两样重要的东西,一是知识,二是思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息息相关,也离不开思想的推动和引导。
 
不过,我们大学提供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其特殊性,在我看来,大学要提供的应当是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从好的一面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可以引导一个民族、引导全人类向上发展。不过,从坏的一面来说,工具理性的宰制似乎同样是知识难以避免的结果。康德早有先见之明,他认为应该悬置知识,从而给信仰留出地盘。这样一种紧张今天仍然是我们大学的困境之一。我们猛烈地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物化,正是因为知识在引导我们向前、向上的时候也可以引导我们向下,甚至会把我们带偏。德国这个思想的国度,同样无法避免这个难题。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更富有知识,也更富有思想。但是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因为知识和思想而干出了极具破坏力的事情,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所以说,引导我们求真,求善,求美的,应该是真的知识和好的思想。
 
大学应成为观察者和参与者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大学的制度和生态趋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学术自由的原则逐渐被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取代。这种“学术资本主义”仅仅将大学视为知识生产的车间,而不考虑知识对人类的贡献,泯灭了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海德格尔早已将大学中的被异化的科研称之为“企业活动”(Betrieb)。与这种技术性思维相伴随的,必然是大学的平庸化。“学术资本主义”兴许可以造就某种学术共同体,但这种学术共同体毋宁说是学术上的利益共同体,它泯灭了大学精神的批判锋芒,将具有崇高目标的学术活动变为冷冰冰的利益计算和分配,将学术共同体的交往与互动,转变为毫无创造力的机械生产。长此以往,不仅无法形成具有良好的知识创造与交流的学术共同体,更不利于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团结,甚至会侵蚀我们民族价值共同体建构的精神基础。
 
大学在坚守自身精神家园的同时,还应当保持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敏锐性。因为现代大学精神所依凭的学术自由和坚守精神,无非是指一种反思的姿态。这就要求我们成为社会进程中的冷静观察者和积极参与者。观察者的身份可以帮助我们理性地思考和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参与者的身份可以让我们免于陷入冷漠的科学主义,让我们不至于丢掉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唯有如此,才能捍卫大学的核心价值,发挥大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实现大学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构发展。
 
什么是大学精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陶东风
 
大学培养有教养的公民
 
大学文化是普遍的,因为大学秉持的价值和追求的利益具有普遍性,也因为大学文化的核心或曰大学精神,是不同专业和学科都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共同态度,还因为大学培养的是有教养的公民,是具有明达理性,言谈优雅、举止得体的“绅士”,而不是信奉功利主义、目光狭隘的专业人士。
 
因此,大学教育应该特别重视通识教育、自由教育。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认为,自由教育是“朝向文化的教育”,是通过阅读“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论自由教育》中也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成为绅士是件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魂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是好事——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领。”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反对贵族政治和贵族教育,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心仪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绅士教育,特别是其非功利的纯学术传统,认为这个传统应该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大众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而应该是有文化的绅士。
 
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离的自主世界。权力和金钱被大学的尊严拒之门外。要想让大学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的目的,就应该允许大学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大学精神拒绝功利主义
 
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
 
罗素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技术教育与学术研究》)。
 
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
 
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常常做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黯淡下来。”(雅斯贝尔斯《大学的任务》)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明星梦,那么,“中国梦”是不可能真正飞翔起来的。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打比方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大学的普遍人文主义还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二战时期德国大学的例子说明,一旦背叛这种普遍主义的教育原则,后果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知道,洪堡创立的现代德国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突出强调自由和独立,但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德国的大学成为军营,员工和教师被灌输纳粹的世界观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德意志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暴力和仇恨。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教训极为深刻。
 
让员工展示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
 
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完美的人、全面的人。大学不是让一个人掌握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东西,而是让一个人能够自由地生长和发展,更有创造力,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人。
 
大学正是为了让每个员工都有机会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愿望和希望。北京大学实施元培计划,员工进来以后不分专业,可以在学校任何课堂听课,自己选择专业,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完成学业,然后毕业。然而,元培计划要达到设想的效果,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社会的影响力太强大了——员工已经无法决定自己喜欢什么,而是屈服于就业的压力来选择专业。
 
大学文化培养思考的心灵——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嘉映
 
大学教育的内容不只是教育过程中应当有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更重要的也许是大学教育最终是培养一个思考的心灵。为了能够培养思考的心灵,首先,大学要努力做到把最好的内容教给员工。这说起来最基础不过、最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也不那么容易。其次,大学要尽可能从员工受益的角度来考虑教育。规范、规训甚至惩罚的确是教育的一部分,但我们希望员工更加成熟之后,能够理解这些看似负面的措施。再其次,大学教师要尽可能与员工建立平等的关系,鼓励自由讨论。尤其到了大学阶段,教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员工自己的学习愿望和学习选择,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思考启发兴趣,也是大学最应该培养员工的。
 
大学文化支撑员工内在成长——北京大学硕士生卿倩文
 
我们年青一代老员工虽然不把“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挂在嘴边,但是,对于大学尤其是自己身处的大学,还是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也在乎它的文化精神的传递。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其实是我们老员工内在成长的支撑力量。
 
我从自己的大学就学会两样东西,这也是对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体认:第一就是认识自己。大学对每位员工而言,是从员工时代进入社会的缓冲地带和修炼之所,要在此适应人生角色的转变,才能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承认。而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努力坚持和培养面对挫折时能从容处理的能力。我在大学中学会的第二点则是做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化的人,传播正能量,即便是在面对社会阴暗面的时候,也要能够保持赤子之心。
 
每所大学都有独特的文化——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生裴嘉骏(葡萄牙)
 
每一所大学都有独特的大学文化和精神。葡萄牙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都一样,有着强调自己独特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动力。在葡萄牙的大学,员工们即便平时很是调皮,但是对于特殊的大学纪念日,比如需要穿着校服的时节,一定是非常认真、严格地按照传统着装。这就是对自己的大学文化的认同和坚持。而在中国的大学,也是这样子。虽然文化背景不同,年轻的老员工都充满了朝气、好奇心、创造力,而这在葡萄牙和中国的大学里,都是非常常见的,也是两个国家的大学尤其是教授们鼓励的。相比之下,中国的老员工们更加讲究集体主义,也更“乖”和“安静”一些,而我想这也是一种大学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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