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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成人的通释和新解

发布时间: 2018-08-14 浏览次数: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08月13日 15版

 

作者:赵敦华

 

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1900年在巴黎召开,引领当时思潮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曾担任国际联盟设在巴黎的“国际知识文化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将近120年来,世界哲学大会努力实现人类心灵共同体的理想性,见证了从世界大战到经济全球化、从西方哲学单极化到世界各国哲学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就其目标和性质而言,把世界哲学大会称为思想界的奥林匹克赛会,或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奥林匹克比赛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各国运动员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争当世界冠军,而世界哲学大会的精神不是竞争,没有“世界冠军”。如果现在世界哲学大会也需要一个口号,我想应是“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上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希腊举行,本届转移到中国。哲学界有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人类文明的突破发生在“轴心时代”,中国地处东边,希腊处于西端,按照这个说法,不妨把世界哲学大会想象为横亘在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词“学以成人”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话题,早在“轴心时代”,孔子和苏格拉底就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了这个话题。

 

 

《论语》中的“学”有多层含义,从哲学的观点看,孔子论学可被分析为循序渐进五个阶段。先是初学阶段,《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学”“习”指经常温习夫子的教诲,在熟记消化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第二阶段的“学”,指不但对外物“多识”而能“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孔子对同时代沽名钓誉的学风感到失望,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解释说,“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美其身”“一可以为法则”,而“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满足他人胃口甘当“禽犊”。用现在话来说,“君子之学”升华自身,以自律为普遍的行动准则;而“小人之学”媚俗取宠,骗取名利。这些思想堪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相媲美,而孔子进一步提出更高要求。孔子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向他人学什么呢?孔子接着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第三阶段的“从善之学”是向他人学习,他人的好处要效仿,他人的不好之处要引以为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的第四阶段是“成人”之学。孔子列举的“成人”品格包括“知”“不欲”“勇”“艺”和“文”,“成人”的行动准则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皇侃注曰:“久要,旧约也。平生者,少年时也。”),恪守年少时的志向和承诺,终生不渝,“亦可以为成人矣”。就是说,“成人”不等于“成年人”,而是成熟的、完全的人格。“学”的最高阶段是“修己安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连尧舜也不能做到,但仁人志士不妨而且应该把“内圣外王”作为理想来追求。

 

在“学”和“人格”等话题上,苏格拉底和孔子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不同层次上谈论爱智慧。一是,自然城邦护卫者的学习好比猎犬的训练,“爱学习和爱智慧是一回事”,这相当于孔子所说“不亦说乎”的初学。二是,在灵魂中,爱智慧是理性控制欲望和激情的节制,以及指导灵魂各部分和谐状态的正义,这相当于“为己之学”。三是,在正义城邦中,爱智慧是立法者、辅助者和生产者各司其职,或用中国经典的话来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各司其职而竞相为善的正义,相当于“从善之学”。四是,哲学家爱智慧是爱真理,爱美本身,爱善本身,本性爱智慧的人成为哲学家,经历了艰难曲折、上下求索的学习过程,最后实现了少时天赋,成为“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的完人,这相当于“成人之学”。五是,苏格拉底问道:“难道不是只能把国家托付给这样的人吗?”由此得出“哲学家王”的结论。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结论只是一个理想,“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有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与政治”。不能不看到这个理想与“内圣外王”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孔子和苏格拉底当然有很多差异,我们之所以强调他们的对应和趋同之处,是为了以两人为例说明,无论孔子格言式的教诲还是苏格拉底戏剧式的对话,都属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世界哲学的原初形态,他们的智慧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资源。诚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在“轴心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君子”或“爱智者”只是少数精英或绅士,但古今中外哲学家们提倡精深学问,致力于塑造人格尊严的认识和实践,在历史长河中如同涓涓清流,不绝如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生产发达、科学昌明、人心思变的时代,便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17-18世纪,孔子的“成人之学”传播到西方,“孔夫子学”成为中国思想的标记,在西方风靡一时,为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西方的“中国之友”借助中国古代人文道德批判压抑人性的神权统治,用变易通达的历史观取代神学命定论。西方人本主义的启蒙哲学原本得益于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它不久就遗忘了中西会通的源头活水,走向“欧洲中心论”。

 

 

马克思首先突破了西方的狭隘境域,不但预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且展示世界哲学的前景。马克思在1842年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所说的“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指哲学史上一个个独立的体系,哲学体系无谓的相互攻击陷入哲学危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把哲学史研究转型为引领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先进文化的“活的灵魂”,为哲学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虽然马克思实现了西方哲学史的根本变革,但西方哲学与东方各国哲学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却是一个难题。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为解决这个难题做出示范性的努力。胡适、冯友兰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创立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而中国哲学史被确立为世界性学科,戳穿了“中国古代无哲学”的神话,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中国哲学史这一参照系,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的结果大不一样。冯友兰在“人生境界”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的贡献。他说:“哲学的功用是训练人成为完人,完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宇宙合一。”“完人”即孔子所谓的“成人”;冯友兰亦承认,“与宇宙合一”不必是“神秘主义”的圣人境界,而是“在日常生活之内实现最高的价值,还加上经过否定理性以‘越过界限’的方法”。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越过界限”,就是要突破自我,向他者学习,既要突破哲学史上独立体系的界限,向其他哲学体系学习;也要突破自身文化的界限,向其他文化传统学习;还要突破哲学学科的界限,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学习。撤除了自我设定的藩篱,哲学的过去与未来、思辨与生活、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学科领域,就能够相互学习,彼此会通。

 

求同存异是不同国家和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前进的原则。当代中国哲学家无不思考中西哲学同异问题。唐君毅在《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中说“人类文化之前进实赖殊方异域之思想”,为了在人类不同民族哲学思想中找到“其汇归之交点”,就要“知其大异者,进而求其更大之同”。古今中外哲学思想千姿百态,分殊繁复,从其大异而求更大之同,确实是求同存异的不二法门。各国哲学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都有“大异中更大之同”,从学以成人的话题看,这个最大公约数指向人的独立和尊严。由于“学”主要是道德人格的塑造过程,古代士人大多有强烈的人格独立和尊严感,他们中的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称作“中国的脊梁”。马克思则把康德的“绝对命令”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把人的尊严学说归结为自由解放的实践。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可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20世纪伊始,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的真理。比如,梁启超把《大学》中“新民”与西方近代哲学融会贯通,把培根、笛卡尔的贡献归结为“摧陷千古之迷梦”,“自破心中之奴隶”,做到“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既不当中国旧学之奴隶,也不当西方新学之奴隶。熊十力则要使中国礼制“脱去封建之余习,则其制礼也,一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的主题,为各国哲学家和思想者提供一个框架,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理想和世界哲学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的愿景。

 

(作者:赵敦华,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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