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然有传统哲学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6月07日第10版

 

楼宇烈

 

近代以来，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历史哲学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待？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

 

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读不读《孙子兵法》？我们的武官说，《孙子兵法》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谁知这位美国人说，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指出，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认为，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员工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

 

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这就让人奇怪了，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逻辑怎么说话？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汉语是语境逻辑，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也不是脱离了语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那么，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可是，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逻辑，只是我们没有挖掘出来，或者说，因为西方人没有认识到。

 

停留在概念、思维的逻辑分析与纯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确实没有发展。但中国文化的实践性，不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吗？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什么要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否定中国自己的哲学呢？

 

这就涉及到思维方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道德经》中的“道”，很多人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这已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了，要去思索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用语，从整体上来理解老子的意思，“道”在哪里？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道”，“道”就在万物之中，离开了万物没有“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从“道”得到清的特性，地从“道”得到宁的特性，“道”在不同的事物上表现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观水可以悟“道”。水是无形的，但又可以随物赋形。如果撇开这些而研究“道”是一个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就完全偏离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再如，有一段时期，人们常纠结于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这其实就是西方思维方式，先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再去追求统一的本原。中国哲学重点探讨的不是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心与物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的问题。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过去我们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以为他的意思是心产生了物，其实并不如此。《传习录》记载，有一次，王阳明在外游玩，朋友指着一棵开花的树问，它在心内还是心外，王阳明回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里的“寂”是指不彰显，但花是存在的。不是说心产生了花，而是说心赋予了花以价值，心与花之间是相互感应的关系。儒家讲天人感应，佛教讲心缘境由，境由心显，都是要揭示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只有转变思维方式，去掉有色眼镜，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现中国文化对解决当前人生、社会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更好地选择性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楼宇烈先生上课录音，由吴继忠、萧师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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