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究竟缺什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1月05日13版

 

作者：阎光才

编者按

 

2015年岁末，《什么是美好生活——哈佛75年研究报告》在新媒体平台上被广泛传播，该研究针对境遇截然不同的“哈佛精英”和“波士顿背街男孩”两组人群的受试人进行了长达7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构成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并非富有、成功，而是良好的身心健康及温暖、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这一结果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教育——这一最重要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近年来却与“构建个人与人类美好生活”的本义渐渐疏离，被切割成考试、分数、升学率、就业率等业绩和政绩。为此，我们特别在本版2016新年第一期刊出《我们的教育究竟缺什么？》一文，期待唤醒家庭、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达成共识，让教育回归构建美好生活的本义。

 

2015年，我们对全国部分高校已经工作1-6年的毕业生开展大范围的调查，调查初衷是针对毕业生目前工作岗位对其能力需求，与所毕业高校重视的能力培养之间做一个系统的匹配分析。调查回收样本近5万，通过采取IP地址和应答时间控制对数据清洗，获得有效样本34000多份。本次调查抽样尽管缺乏随机性，但是因为有足够的样本量，简单数据处理后的有关结论还是相对可靠的，所反映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调查结果表明：在非正式能力（包括人际沟通与协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把握细节的能力、抗压与情绪管理、适应与变通能力、时间管理、责任心、团队合作、组织能力、忠诚度等）、专业知识运用能力、通识性能力（包括批判分析能力、创新创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操作技能与实践能力、书写能力、计算机运用能力、数理分析能力、外语能力等）等三者之间，供需双方最不匹配的，即高校培养明显不足的是非正式能力，其次是通识性能力，最后才是专业知识运用能力。

 

非正式能力严格而言，主要表现为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与素养。通识性能力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思维能力与工具使用能力，而专业知识能力则是认知性能力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化。三者间的差别在于，各自能力培养过程的可授性依次增强。非正式能力的获得往往是依托具体情境设置和活动与实践的参与而逐渐形成，它带有潜隐、缓慢与长期性；通识性能力则是依托开设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课程来培养，课程具有基础、广博、多样和灵活的特点，多与大学乃至中小学校中带有通识性与兴趣性的活动与课程间存在关联。而专业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则主要集中于大学阶段，通过一个相对严格的专业化训练过程来得以实现。

 

由此，结合调查结论，我们不妨审视一下，我们的教育最为匮乏的是什么？

 

第一，人格养成环节最为薄弱。在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当今世界，如何与人和谐相处和保持顺畅的沟通，如何学会自我管理与自我情绪控制，如何灵活应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具有适应性，如何对工作对他人对团队有担当，这些被视为“情商”的因素似乎已经取代“智商”成为影响个体生涯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基础教育升学率、分数至上，高等教育个体间、组织间愈演愈烈的非合作零和博弈境遇中，迄今，尽管也不乏高调的改革倡议，但健康人格、精神、情志与意志力塑造却始终处于被漠视的事实状态，成为我国各阶段教育最为脆弱的环节。多年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以及制度改革取向与理念要么是效率，要么是公平，要么强调人的资本（人力）价值，要么关注人的智识内涵。然而，教育本身最为质朴也最为简单的目的——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学会生活，却日渐为指标化的（效率与公平）业绩与政绩目标所冲淡。须知，学校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以化育为人做事的本分为基，即使是培育人力和人才，也是“人”在先，其后为“力”与“才”。毕业生进入职业生活后所反馈的非正式能力缺失，正是源自对教育中的人、教育原始底色的体系性和制度化的遗忘。调查中，学历越高、学校层次越高，毕业生所反馈的非正式能力表现越弱，也大致凸显了体制化教育中“人”与“才”颠倒的逻辑。

 

第二，通识性能力存在明显欠缺。调查表明，通识性能力是高校毕业生无法适应岗位需求的第二大弱项。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变迁加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瞬息万变，以“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为标识的新工业革命呼之欲来的今天，相对于专业理论知识，诸如创造创新、批判性思考、自主学习、数理分析与计算机应用能力等，不仅是毕业生应对岗位调整、职业流动以及各种危机，进而获得职业持续发展的基本素养与能力基础，也是启动整个社会“双创”引擎的精神与智力源泉。通识性能力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综合素质，如创造力、想象力、创新意识、眼界视野和数理思维等，在高校中这种素质的养成主要依托通识教育。在今天，通识教育早已不应是精英阶层的专享，即使是应用技术型的高校毕业生，如果缺乏上述基础性的素质，恐怕也将很难面对长期职业生涯中越来越频繁的岗位调整与工作转换所带来的挑战；通识性能力的第二维度是通用技能，包括计算机应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不同语言表达能力、动手与操作能力、自我规划设计能力和理财能力等，这些广泛能力的获得贯穿于教育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即整个教育体系。

 

就如同早期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在如今这个时代，通识性能力已经成为毕业生终身职业生涯过程中所必备的素质与能力。但是，令人忧心的是，我国目前基础教育重学科知识、高等教育重专业理论的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松动。通识不能替代专业与专长，但是，如何在职业生涯中发挥好专业专长而不为其所缚，处变不惊，应付裕如，却都在于通识。

 

第三，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能力偏弱。调查中发现，相对于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外资企业就职的毕业生认为：包括非正式能力在内的各种能力欠缺都最为严重，除外语能力以外，其他各方面的匹配差几乎为在政府与事业单位、国企部门就业毕业生的1.5到2倍以上。该差异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员工适应与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明显不足，整个教育体系内部人才培养过程尤其是教育环境和文化，与国际职场的素养需求间存在巨大偏差。意味颇深的是，相对于其他部门的明显过剩，在外企的毕业生又反映外语能力明显不足（匹配差：政府事业单位-0.406，外企+0.203）。从小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中国员工在外语上耗去了多少时间与精力？这一正一负其实未必关联到外语无用还是有用的问题，而是在理念与制度设计上，究竟是把外语视为一种文化素养与交流能力，还是一门学科化的知识？前者体现的是一种深度的国际理解、文化融入的交往能力，而后者则不过是作为一个知识化的科目。由外语教育体制所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外语教学本身的问题，更反映出我们的教育重知轻用、重理论而轻素养的传统积弊之深。

 

此外，还有个别调查结果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在所有能力中，除外语能力总体过剩之外，专业知识运用是匹配差最小的能力项。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高校专业教育是成功的？或许有个数据可以给出答案：在高职高专毕业生中，认为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比较对口+非常对口”的比例仅为29%，普通本科为50%，即使211高校也不过53%（“较不对口+非常不对口”分别为：39%、26%和24%，其他为一般）。理论上对口率越低，岗位需求能力与专业知识间越不存在关联。

 

最后，另外一个调查结果更值得关注：在关于大学期间最为受益环节的判断上，所有样本选择“校外实习与社会活动”比例为37%、“同学间的互动交流”为22%、“课外自学”为15.3%，而“教师指导”和“课堂教学”仅仅分别为11.7%和13.6%。对此不禁要问：我们一向看重的教与学究竟给员工提供了什么？它缺失了什么？这或许是一个更需要高校与教师来特别关注与细究的主题，在此权且提出来，供人们深思与反思。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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