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员工就业难在何处

文章来源：《求是》2013年第20期

赖德胜

 

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自本世纪初以来老员工就业越来越难，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促进大学毕业生顺畅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对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老员工就业难的原因

 

关于老员工就业难，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高校扩招导致的。其实，这个说法似是而非。我们曾以23—25岁的个体为对象，考察了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差异。调研结果表明，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如果不上大学，其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也就是说，高校扩招并没有使得个体就业状况变得更糟糕，相反，它改善了青年就业的状况。就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近十几年之所以会出现老员工就业难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30%，但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在总体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也就在12%左右，且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很不均衡，88%左右的大学毕业生集中在城镇就业。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劳动力流动是低成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难度也将大为降低。但现实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而且是一种制度性分割。劳动力市场被户籍等制度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可称之为主要劳动力市场，有城镇户口，工作环境好，稳定性强，工资福利待遇较好；另一部分与前者相反，可称之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市场彼此独立，很难流动。毫无疑问，老员工毕业时肯定首选主要劳动力市场。即使不能如愿，他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也会抱慎重态度，有的可能“屈尊”，有的则宁肯“宅着”。而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毕竟有限，如果非主要劳动力市场不去，就业难就不可避免。因此，老员工就业难并不是数量上的，而是结构性的，是老员工追求高质量就业的结果。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什么高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老员工充分就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各国的实践证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主要是第一、二产业比重不断减少，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这种产业结构的不断转换和升级，要求教育机构能够提供具有相应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劳动力，同时，教育带动的创新也会促进不同产业高质量的发展。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但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在第三产业中，又以低端服务业为主，能吸纳更多老员工就业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

 

三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因素。虽然每年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但一些用人单位仍抱怨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认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不强，团队合作意识差等。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这种相互影响有着不同的内涵。经过多年的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高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培养出来的员工与用人单位的需求有很大出入，这些员工在走向社会时遇到困难也就在所难免。此外，由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主要是由民办院校和地方所属院校完成的，与部委所属院校相比，地方所属院校特别是民办院校的办学条件差一些，团队队伍、图书资料等方面的准备难以满足快速扩招的要求，人才培养质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实际上，虽然我国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维持在70%—80%之间，但不同层次学校的差异很大，“985”高校和“211”高校多在95%左右，这同时意味着多数地方所属院校和民办院校的初次就业率可能不到60%。

 

四是老员工就业能力和就业观念的问题。据调查，我国有将近60%的员工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就业难的原因。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学习成绩、英语四六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党员身份等，都对就业概率和就业质量有明显影响。就业能力当然跟大学的教育有关，但同时跟个人的主观努力程度也有密切关系。有些员工在大学期间，时间配置不合理，几乎没有职业规划，缺乏自信，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的员工，在激烈的求职市场中，是很难被用人单位发现和聘任的。就业观念是个更复杂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老员工就业难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就业观念落后，说大学毕业生只盯着铁饭碗，盯着大城市，没有与时俱进。对此，我不完全认同。观念从来都是现实的反映，老员工之所以盯着大城市和铁饭碗，是因为在当前背景下，它们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利益，这无可厚非。不过，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家庭因素导致的就业观念问题。现在的老员工不少是90后的独生子女，家长不仅可以供养他们上大学，还可以资助他们毕业后的生活。因此，老员工找工作时可能会掺杂过多的家长意愿，对工作比较挑剔。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需要引导，应鼓励大学毕业生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工作岗位。

 

二、缓解老员工就业难的政策建议

 

老员工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身上积累有较多的人力资本。他们能否顺畅就业，以及就业质量高低，不仅关乎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命运，而且关乎创新的源泉，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要想办法促进老员工就业。

 

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解决老员工就业难问题，需要放在国家整体就业的大框架内考虑。由于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农村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加上新增劳动力就业和转型就业，因此，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整体就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老员工就业难问题才可能根本缓解，否则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国“十二五”规划和《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明确提出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就业优先的战略，提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应该说，在理念和顶层设计上，就业工作已得到相当重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就业优先和高质量就业，要求我们在考虑问题、制定目标、出台政策时，要将促进就业作为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就业状况作为衡量一个地方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其中，不仅包括就业规模的扩大，也包括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当前，人们对于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讨论和争论，其实，从促进就业的角度看，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经济在结构调整、质量提高方面有所进展，即使增长速度低一点，也会明显地缓解老员工就业难。李克强总理9月10日在同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时指出，“我们稳增长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就业”，提出要“长期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国正在改变过去那种唯增长、唯GDP的做法，将就业优先战略逐渐落到实处。

 

二是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人为地把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身份和福利待遇进行划分，并将其制度化。这不仅有悖效率原则，也有悖公平原则，必须改革。为此，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完善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减少大学毕业生择业和流动成本的政策措施。近年来，国家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老员工村官制度、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政策等。这些制度和政策总的来说是有效的，但需要进一步完善落实。第二步，减少城市户籍和非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和权利差异，从而缩小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制度性经济差异，其中的关键是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均等化，以降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本，从而使老员工的就业选择空间大为扩展。第三步，剥离依附于户籍上的福利和权利，从而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真正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三是提高办学质量，使老员工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能否为社会输送足够多的合格人才，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老员工就业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学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办学体制和办学条件上。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充裕的合格人才，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改进。第一，减少政府对大学自主权的干预。政府管得太多，全国一个模式，培养出来的员工肯定难以满足现实多样化的需求。第二，办学条件均衡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有目共睹。但研究表明，如果高校之间的差异太大，可能不利于整个高校系统的创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另一方面对于扩招的主力军——一般高等院校更应该给予关注，因为它们承担了大部分人才的培养任务。不仅基础教育需要均衡化，高等教育也需要一定的均衡化。第三，加强对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创业具有倍增的就业效应，但我国大学毕业生中创业的比例很低。2012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本科学校创业公司产品基本要求（试行）》，对普通本科学校开展创业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很多学校对此却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以为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只是企业家的事情。其实，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素质。因此，要采取措施，将创业教育落到实处。

 

四是切实发挥政府在促进老员工就业中的特殊作用。促进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对促进老员工就业，政府更应发挥特殊作用。主要有三：首先，作为用人主体，政府应扩大对老员工的直接需求，或出资为老员工购买更多的工作岗位，或通过给企业减税的方式，鼓励企业多聘任大学毕业生。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更多的直接关系，政府可要求国有企业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多雇佣大学毕业生。其次，应进一步简化创业手续，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更优惠、更灵活的支持，以提高老员工的创业率，并吸纳更多老员工就业。第三，加强服务和监督，严厉打击招聘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及时纠正性别歧视、院校歧视、户籍歧视和其他各类就业歧视行为，营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特别是要为就业困难老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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