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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

发布时间: 2014-08-17 浏览次数:

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从苏联开始的。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继承了列宁开创的事业,进行了巩固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性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苏联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极大地激励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然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事业,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严重弊端。为克服这种模式的缺陷,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却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逐渐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最终发生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1、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病在莫斯科辞世。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何方?是崩溃还是继续向前?人们疑虑重重。
 
当时,苏联是被资本主义重重包围的一座社会主义孤岛。帝国主义国家为防止苏联革命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不断强化对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并策划着新的武装干涉。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困境,他们想方设法极力向国外转嫁危机。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它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把矛头公开指向共产国际和苏联。而英法等西方主要国家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借助法西斯的力量搞垮苏联。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面临着被国际资本主义颠覆的危险。
 
从国内来看,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改变了落后的城乡社会关系。但城乡资产阶级的反抗仍然存在,并且斗争有时还很激烈,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恢复经济的任务依然艰巨。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苏共领导内部围绕苏联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当时,对于苏联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苏共党内认识是不一致的,一些人存在疑惑。围绕这一问题,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同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之间展开了争论。反对派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成功的论断,断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他们否认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认为这会导致资本主义。他们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只有把革命引向欧洲,发动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这些国家对苏联实行“直接的国家援助”条件下,苏联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发表一系列文章,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他阐明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苏维埃政权为我们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问题在于把农业利社会主义工业结合成一个整体经济,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因而会引导和吸引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具备重要的内部条件和保证。因此,即便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苏联一国也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在苏联工业化速度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苏共领导层也存在不同认识。布哈林等人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应继续贯彻,继续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使市场经济“常态化”。他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的大规模集体化政策,反对用强制手段“把农民赶进公社”,认为集体农庄不能拯救一切,主张按照列宁晚年的思想发展合作社,按经济规律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等则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权宜之计”,而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和力量,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不能靠那种缓慢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
 
这些争论突出反映了苏联党内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从当时的苏联经济社会条件来看,斯大林的观点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严重偏颇,特别是完全放弃新经济政策,以强制的方法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历史已经证明是不正确的,与后来形成“苏联模式”有直接关系。但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反映了当时苏联党内和社会上急于改变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党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充满必胜信心地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党采取关于集中一切力量、以非常措施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做法,在当时苏联面临着严酷外部威胁和复杂国内形势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历史地看,当时苏联党内的这些分歧,对于一个执政不久、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党来说,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分歧。斯大林不是通过党内民主和说服的办法,而是用权力压制反对派的方法,并依靠强制力量推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来贯彻自己的主张,对后来苏联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后来各种问题和弊端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理论的争论尘埃落定,道路的抉择提上日程。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领导苏联以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目标,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苏联的工业化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高速度,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认为,“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斯大林号召苏联用至多10年的时间,跑完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的差距。为使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地展开,1928-1937年,苏联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并从1938年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通过工业化,苏联建成了一大批新的工业部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苏联也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认为,必须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加速农业集体化是解决工业化用粮和其他农产品问题的重要途径。据此,苏联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到1937年年底,苏联全国共建立了243700个集体农庄,联合了1850万农户,占全部农户的93%,集体化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9.1%。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时,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基本完成。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的农业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完成了对传统农业的深刻改造,形成了有利于保障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制。办联的农业集体化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过急过火的问题,违背农民自愿原则和农业发展的规律,甚至出现了“消灭富农”的粗暴做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苏联农业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消极影响。
 
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推进,苏联各方面建设事业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为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36年11月苏维埃召开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新宪法,明确规定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它的政权组织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新宪法的颁布,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基本建立。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自豪地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和运动变为现实制度。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由数百年来的美好理想变为活生生的客观现实,成为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新型社会制度,从此改变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球两制”成为现实,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
 
1913—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和世界的位次

  
其次,它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面貌。在极短的时间内,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9倍,年均增长16.8%,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1937年,苏联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1937年苏联国民收人由1913年的210亿卢布增加到963亿卢布(按1926-192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人民总消费水平提高了一倍。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时候,苏联第一次消除了失业,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苏联的科学技术也取得巨大进步,飞机制造和航空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文化领域,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全国普及初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基本扫除了文盲,到1939年全国识字的劳动居民比例达到87%。《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发表,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发生很大改变。
 
再次,它为苏联军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也考验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成就,彰显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量超过1913年11倍,其中机器制造业超过49倍。仅1942年和1943年,苏联制造的坦克就比德国多2.6万辆,生产的飞机也比德国多2万架。1941-1945年,苏联用4年时间和盟国共同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和中流砥柱。苏联卫国战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与法西斯制度之间的较量,苏联的胜利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它极大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向东欧和东亚扩展,不仅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而且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和体系。在欧亚两洲,出现了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朝鲜、蒙古、中国等12个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形成了抗衡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鼓舞了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在苏联的鼓舞和支持下,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世界性的浩荡潮流,进入一个勃兴发展阶段。
 
2、苏联模式及其局限
 
“苏联模式”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一苏联发展过程中,在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认识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或“模式”。它主要是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被称为“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范畴。毫无疑问,十月革命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从基本经济制度看,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在政治制度方面,苏联确立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苏联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也正是由于苏联是人类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尝试,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所以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很不完善的,特别是作为苏联经济社会体制的苏联模式,就被实践证明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弊端,并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苏联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在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并被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被看作是低级形式,所有制形式单一,而且明显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在经济体制上,实行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一切经济过程和活动都被纳入计划,忽视甚至排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片面强调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追求外延式的粗放增长,追求高速度,不讲求质量效益;在政治方面,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终身制、家长制、个人崇拜;等等。
 
苏联模式的这些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主要表现是: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单一公有制,限制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严重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绝对化,忽视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和市场的调节作用,致使企业管理制度僵化,缺乏经营主动权和生产自主权,削弱了企业经营者和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经济发展不均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长期匮乏,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统一领导变成党委包揽一切事务,党内民主受到严重限制,党的权力进而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个人手中,形成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夸大阶级斗争,搞“肃反”扩大化,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广大群众缺乏充分的民主权利,监督机制不健全,造成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文化方面,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以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思想文化建设,文化生活缺乏活力和创造精神,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甚至把一些自然科学理论和学说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党际和国际关系上,对兄弟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随意干涉,使苏联党与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很不正常,等等。
 
苏联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根源。当时苏联作为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孤岛”,随时都可能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惊涛骇浪所吞没,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适应了苏联当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体制,最大优点是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集聚优势,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发挥了巨大的体制推动和保障作用,有效地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决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评价这一体制,应当联系它形成的特定条件。
 
苏联模式形成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模式很难普遍适用,更不能照搬照抄。后来的实践表明,苏联领导人长期奉行教条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把苏联模式僵化和固化,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同时,苏联领导人长期推行大党、大国主义,把苏联模式普遍化和神圣化,依靠强力“输出”模式,极大地损害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使这些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努力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3、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尝试
 
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同时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效仿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类似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推广具有“输出”和强加的色彩。
 
苏联模式的推广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它帮助没有经验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初期的政治经济体制。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照搬苏联模式很快就造成了“水土不服”。特别是一些国家出现了把苏联模式绝对化的倾向,盲目照抄、机械套用的做法,给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埋下了隐患。后来,东欧多国发生了多次经济社会危机,暴露出强行推广苏联模式的严重危害和消极后果。在亚洲,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时也是主要学习和接受苏联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遇到了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苏联经验并非都是成功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自身也逐渐认识到其经济社会体制上存在弊端,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苏联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这次会议也揭露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暴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希望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此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在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国家安全机关;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决定定期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改革干部体制,取消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在经济领域,实行旨在改变国民经济管理中中央过分集权和部门割据的状况,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企业和地方积极性;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加强经济核算和经济激励;等等。这些改革,有些是有成效的,有些是失败的,总的来看,缓和了当时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矛盾。由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在改革上缺乏总体战略,在改革方向上摇摆不定,在指导思想上忽“左”忽右,主观臆断,政令无常,急躁冒进,措施不力,反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造成了新的混乱。勃列日涅夫上台前期曾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新的调整,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改革,但主要集中于局部、浅层次的方面,大多是停留于旧体制框架内,着眼于修修补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一时期,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投入大量资源与西方开展军备竞赛,使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由顶峰逐渐陷人危机中。当西方国家开始新科技革命的时候,苏联却依旧采取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孕育了新的经济社会危机。僵化的苏联模式严重制约了苏联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保守停滞的气息,党和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改革实际上已经中断,甚至出现了局部倒退。安德罗波夫接任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和方略,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体制方面,并在经济体带改革中“酌量考虑兄弟国家的经验”。但安德罗波夫当政仅15个月就因病去世,改革政策并未得到全面展开和执行。契尔年科继任总书记后,主张对苏联的整个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造,提出完善经济活动,改革管理形式和方法,然而契尔年科执政仅13个月就病逝了。此后,苏联改革的任务便由戈尔巴乔夫承继下来。在他的主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逐渐转变为向资本主义的“改向”。
 
在苏联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同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但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东欧各国的改革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努力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努力摆脱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控制,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自决权利。几个主要国家改革的情况是:在南斯拉夫,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提出建立“自治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行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尝试,主要是实行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自治,在自治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形式联合劳动。这一尝试,打破了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的观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南斯拉夫的改革,由于过度放权,削弱了必要的集中,特别是国家权威和南共联盟中央的权威遭到极大削弱,民族主义、地区保护主义抬头,国家发展出现宏观失控,甚至明显的离心倾向,为后来南斯拉夫解体埋下了祸患。在波兰,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对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波兰党顶住苏联的压力和威胁,选举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为波兰党第一书记,并坚持走“波兰自己的道路”,主张“民主化的道路是通往在我们的条件下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波兰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并未触动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经济社会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在西方势力的支持和策动下,波兰社会出现了严重动荡。1986年后,波兰团结工会获得了合法地位,随后波兰经历了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匈牙利,苏共二十大促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改革派积极推进调整和变革,反对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干涉。但由于改革政策激进,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和驱逐苏联驻军等事件。苏联出兵进入匈牙利进行干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匈牙利共产党开始全面推进改革,力图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经济体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匈牙利的改革遇到困境;进入80年代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局势的变化,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建国后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消费品工业和农业增长缓慢,群众生活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甚至引发骚乱事件。迫于压力,捷共对经济管理体制先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和调整,逐步下放中央权力,减少管理层次,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从物质利益上对企业和职工进行刺激。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国民收入平稳增长,为社会注入了一些活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而由此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在西方势力的挑动下,社会舆论和媒体开始失控,出现了反社会主义、反苏情绪,突破了苏联“容忍”的底线。1968年,苏联武力干预了被西方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其经济体制又回到了苏联模式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走过了与上述各国类似的改革道路。
 
总的来讲,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僵化思想根深蒂固,教条主义难以克服,或受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干预,都没能在改变苏联模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没有找到适合本国情况的经济政治模式。各国的改革还受到国内一些政治势力的抵制,受到西方国家趁机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干扰,使得改革道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之所以陷人困境,除了改革不彻底、不全面之外,也存在着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的问题。比如赫鲁晓夫的改革,无论在处理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都存在着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理解和偏离。他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等,同时又大搞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导致了党和人民思想混乱,引发社会各方面危机,对此后的苏联东欧国家改革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从苏联模式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别国的模式,可以借鉴,但决不能照搬照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从各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在相互平等的正常国家关系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不能搞强加和移植;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始终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
 
4、苏东剧变及其历史教训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有着90多年历史、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终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垮台,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地区整体消失,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厦轰然倾覆,确实令后人难以忘怀。
 
从时间顺序上看,东欧“政治地震”在先,苏联解体在后,但这场重大事件的肇始者和实际源头在苏联,主要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及其指导下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的剧变采取纵容和支持态度,实际上与西方和苏东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一起加速了剧变进程。而东欧国家的剧变又反过来持续影响苏联的变化进程,加速了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
 
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革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取得的一些改革成效被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所湮没。各国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许多群众对改革悲观失望、看不到好的前景,对执政的共产党极为不满,并逐渐失去信心。而这时各国共产党、工入党党内思想混乱、组织分裂,无法形成统一的领导力量和有共识的路线。国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乘虚而入、推波助澜,国内各种反对派趁势而动、兴风作浪。这些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将改革变成“改向”,发生了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
 
东欧剧变速度之快、程度之激烈、“多米诺骨牌”倒塌效应之轰动,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料。各国发生剧变的方式不同,但目标和结局一致,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在波兰,反对党团结工会与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抗衡较量,通过“圆桌会议”,以讨价还价等方式不断逼迫执政党妥协让步,最终取而代之;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分裂,“激进改革派”占据优势,最终导致党和国家变色;在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联合组织“公民论坛”,以开展大规模群众街头示威对抗方式,迫使捷共分化退让最终交出政权;在民主德国,国际和国内力量联合夹击,迫使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交出政权;在保加利亚,由民族问题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和政治动荡,反对派步步紧逼使执政的共产党下台;在罗马尼亚,爆发了武力对抗,警察和军队倒戈支持反对派,以处决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方式结束了共产党执政;在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直接引发南共分裂和联邦国家解体,最终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复存在,联邦共和国分裂为5个独立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主要领导人由长期拒绝改革、自我孤立封闭而变为在邻国剧变冲击下突然转向,由极“左”转为极右,拱手交出政权。
 
苏联解体的过程是由逐步演变转向加速崩溃。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上台后被人们寄予厚望。他上台伊始就打出“全面改革”的旗帜,先是实行经济“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试图在很短时间内改变苏联经济停滞状况,但由于谋划不力,举措失当,反而导致经济社会状况恶化。经济改革受挫后便立即转向政治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1988年,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开始了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为标志的政治改革。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提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纲领。此时苏联国内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组织纷纷成立,遍及全国,它们或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或假托维护本民族利益之名,但都是把矛头对准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戈氏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导致了党的思想混乱和党的分裂,苏共领导地位削弱,失去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叶利钦等乘机从苏共党内分裂出来,成为反对派的旗手,策划和领导与苏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经济危机、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加剧了民族矛盾,民族分裂势力和地区分立势力也趁机而起。继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相继发表主权宣言,要求退出苏联。戈尔巴乔夫在国家面临解体的情况下一再退让,为阻止联盟解体,1991年8月19日,部分苏联高级领导人发动了“8.19事件”。事件的失败加速了苏联瓦解的进程。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为保住总统职位,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求苏共自行解散。此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12月,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以取代苏联。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领导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倾覆瓦解。即便是熟谙苏联东欧事务、曾长期与苏东国家打交道的西方政治家们,也未能估计到剧变来得如此迅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战略构想是美国同苏联长期争夺世界霸权,他曾预言戈尔巴乔夫还将同美国未来的五届总统打交道。然而,这种迅速的、戏剧般的事件和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现实的直接的原因,也有历史的长期的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从现实的、直接的原因看,正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推行错误的路线,使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放任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直接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最为关键的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作为调查对象的苏联党政要员中,有76.7%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这个令人震惊的数据说明了当时苏共高级干部蜕化变质的程度。具体地看,这些直接原因主要体现在:
 
一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必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摒弃“意识形态限制”,反对“精神垄断”,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搞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支持开展“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从彻底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和攻击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否定整个苏联共产党,歪曲丑化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思想武装的解除,引起苏共党内思想严重混乱,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失去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二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奉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公开宣扬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声称“苏联共产党不想享有垄断权”。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规定,承认社会团体多元化,甚至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公开活动。这就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组织和党派的发展和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它们把矛头对准苏联共产党,采取各种方式与共产党对抗,造成严重政治混乱,引起社会危机。苏共领导地位被取消后,大批党员退党,党的组织涣散,党员离心离德,甚至有的公开支持反对派,导致最后完全失去力量和作用。
 
三是放任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西方国家加强对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和思想渗透,利用各种传媒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加紧进行政治分化,而苏共领导人不断妥协,以放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谋求“和平”,以放弃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为条件以图谋得西方赞赏的“民主开明”形象。1988年12月,苏联停止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几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开放了7930种禁书。在苏共的压力下,波兰、匈牙利等执政党也采取了妥协放任政策,在国内反对派与国外敌对势力进攻面前,自动解除了思想武装。
 
苏东剧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主要有:
 
一是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苏东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思想僵化,机械教条地固守马克思主义词句,不能根据实践和时代的变化推进理论创新,形成许多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认识。致使指导思想失去生机和活力,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改革,导致整个社会丧失发展动力。在各种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而爆发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转而求助于西方资本主义。
 
二是长期僵化地对待社会主义。苏东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即苏联模式。苏东国家领导人没有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改革,对苏联模式长期固守,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即便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也是局限于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从根本上革除这种体制的弊端。在改革遭遇困难阻碍时无力排除,又转而完全否定这种模式,进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长期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历史上曾取得重大成就,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不重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不重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与美国长期争霸,陷入军备竞赛的陷阱,也耗费了大量资财。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长期匮乏,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口实。
 
四是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苏东国家一些领导人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对立起来,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严重缺乏,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逐渐失去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党和政府提供了口实。戈尔巴乔夫等苏东国家主要领导人又在改革中把发展民主等同于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等同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民主,直接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灾难。
 
五是长期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苏联是有着10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且非常复杂。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根深蒂固,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也很严重。而苏联长期以来不能正确认识民族问题,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甚至采取强制和高压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恶化了民族关系。戈尔巴乔夫时期,转而纵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兴风作浪,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也加剧了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民族分离主义泛滥,少数民族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多数东欧国家也不是单一民族国家,长期以来也忽视解决民族问题,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冲突激化,也是造成这些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
 
六是长期放松执政党自身建设。苏东国家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长期忽视自身建设,一些党的领导人思想政治上蜕化变质,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党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内长期缺乏民主监督,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的干部特殊化和腐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党被解散,国家解体,都没有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可见当时苏共脱离广大群众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苏东剧变至今已经20多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决不能忘记其中的深刻教训,永远把苏东剧变作为历史镜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像西方理论家妄称的那样“终结”,而且历经时代的洗礼,更加充满勃勃朝气,孕育着无限生机。正如邓小平当年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进步事业,有着远大而光明的前途!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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